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年少时面临着生活的困窘，幸而他的父亲传承着“耕读”的家脉，强烈的文化意识促使作为庄稼汉的他宁愿卖粮卖树卖柴，也要供儿子上学。然而，个人愿望的实现还要受到所处时代环境的制约与限制。由于其父先前曾因经济原因，忍痛让他暂时休学一年，后来虽几经周折，得以复学，但由于错失了一年的时光，陈忠实的高考便被推迟到了一九六二年。而一九六二年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高校的招生任务也随之大大减少，他所在的毕业班最后竟无一人遂愿中榜。名落孙山的惨痛现实也将陈忠实企图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而又专一的欲念彻底打消，可以说，高等教育经历的缺失是陈忠实心中永久的遗憾，以至于如他后来所言，每当他途径一个大学门口看到校牌时，心里都要止不住“咯噔”一下。
不过，高考的落败虽曾让他一度陷入苦闷和彷徨，但他的文学生涯却并未因此而“早夭”，人生的“小插曲”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他最终通过艰苦的自修，把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视为“大学结业”的凭证，并在反复的“剥离”与“寻找”中，完成了从生命个体到文学个体的成功转变。
著名作家余华，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他落榜了。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读了一年，被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不知前途在何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著名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时，成绩勉强过提档线。麦家在《隐秘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多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很棒后，便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情报工作，俗称特工。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于是就有了《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著名作家迟子建在《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阅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和草滩，自然景色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而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蒋方舟：这是糟糕的选拔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又没有比这更公平的办法。
蒋方舟少年成名，她当年从网上查到自己高考成绩的那天，虽然认为成绩应该够了，但她还是觉得有点悬。她在《高三，不相信传说》一文中写道：“我对高三没寄予任何幻想，甚至对大学将要给予我什么，也没过多的期待。”高三是个竞技场，不要说什么过程最重要，只有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王道。在蒋方舟看来，高考让很多人变得“脑残”，这是糟糕的选拔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又没有比这更公平的办法。经过高考的锻炼，现在的蒋方舟写作从容淡定，举重若轻，精品不断出现，前不久还代表国家参加与哥伦比亚的文化交流。
作家韩寒，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他对高考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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